01
每年的秋季，中国长珠三角星罗棋布的工厂，就会进入用工的高峰期。
国内外的订单蜂拥而至，世界工厂满负荷开动，工人们提着桶寻找愿意给出更好条件的雇主。
去年iPhone 13的大单，让苹果链上的代工厂甚至愿意开出上万元的奖金，就为了能快速多招1个工人。
工人们游走于老乡、人力中介之间，盘算着是去上海的工厂时薪高，还是深圳的电子厂返费给得多——他们用脚投票，奔向能把时间、劳动价值最大化的地方。
他们比候鸟更勤快，只为找一个能安心勤劳致富的落脚处。
三十年工业化、城镇化浩荡的进程里，几万万中国人离开固守了前半生的土地，进入繁荣而忙碌的城市，创造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运动。
早先，有活干就行，更没有像富士康条件这么好的大厂。
如今，形势悄然改变了。
35岁的张文来到深圳已经4年。
深圳龙华区里出名、不出名的大小工厂很多，张文连富士康也已经“三进三出”，眼看着外来务工人员在车间、工位上频繁流动。
但最终，张文成了一名外卖骑手。
在工厂旺季、每月能挣上万时，张文会站在流水线旁，参与苹果几万亿的全球项目；
当厂里淡季时，他就换上黄色制服、骑上电动车，靠送外卖月入过万。
张文不是少数这么干的人。
他以及在深圳、东莞、郑州、昆山等制造大城的工厂里，“错峰”当骑手的大有人在。
毕竟工厂都还可能拖欠工资，而骑手灵活的上班时间、多劳多得的公平保证，在这个时代，能让他们有一份挣钱的安全感。
他们有一个新名字——候鸟骑手。
疫情这两年，各行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，生意难做、房贷要还、孩子要养……对普通人来说，一份稳定的收入比什么都重要。
就业，又一次成为中国最大的民生。然而，去哪里找新的蓄水池？
据统计局数据，我国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。2021年，中国有超过6成企业使用灵活用工，有超过4成的企业灵活用工人数占比超过30%。
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网络主播……从2014年开始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，这些职业登上历史舞台，成为新灵活就业群体。成为骑手，不只是很多农民工进城的第一份工作，它也为再就业者提供了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机会。
因为它们的存在，2020年，全国网购用户规模达到了7.82亿，占网民整体的80%；快递件数突破了800亿件，平均每秒钟有2500件快递发货；每一天有5000万笔外卖订单，日均交易规模超过23亿元……
需求井喷，新就业最大的蓄水池和加油站是服务业，是新技术，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产业。
人们凭本事端碗吃饭，体面地养活自己，靠勤劳实现人生的改变、阶层的流动——都是向着共同富裕的奋斗者。
据财报披露，美团日均活跃骑手数超100万。而近日发布的《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》披露了一个新趋势：59.2%的骑手实现了本省就业。
李强强今年29岁，他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，做过汽修、跑过工地。3年前，他在老家临泉和老婆一起送外卖。
在过去几十年中，临泉外出的打工人在全国的工业区里创造了一个个“临泉村”。而现在，临泉是全国最有名“骑手乡”。
在外打工挣到钱的人愿意回乡了，在县里也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了。2017年，临泉由于购房热成为全国唯一一个限过房价的脱贫县。
其实这是时代最好的印证。中国劳动力的流向，中国人的奋斗路径，已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：
人们有了更多选择生活的自由。
02
去年，上海交通大学在全国188座城市调研了5万多名骑手。在问到他们在2022年有什么职业规划时，72.3%的人回答是：
来年继续做骑手。
这个相互认同、彼此归属的群体，有着最朴素的期许：奋斗者，不应被时代辜负。
这种期许，也传递到了政策制定者的桌面上。
2021年7月下旬，国家八部委联合印发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》，促进外卖骑手多方面、多层次的工作权益保障。
《意见》提出，要健全公平就业、劳动报酬、休息、劳动安全、社会保险制度，强化职业伤害保障，完善劳动者诉求表达机制等措施。
其中的职业伤害保障，显然是新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难点与核心所在。
当年8月18日，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表示，国家拟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，从出行、外卖、即时配送、同城货运等行业入手，逐步探索和确立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。
《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》也预计将在今年推出。它的创新意义在于：
绕过了长期困扰灵活就业人群“劳动关系与社保绑定”的问题，将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最需要的工伤保险从社保体系独立出来，同时能保证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不受太大影响，平台和配送公司也可以避免增加太多用工成本。
可以看出，这项政策充分平衡了各方利益，既解决骑手的燃眉之急，又兼顾了平台和配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.
这是政府统筹规划、着眼全局的治理思维的集中体现。
当然，在国家政策对新经济扶上马送一程背后，我们也应看到全球企业的一种越来越清晰的发展趋势，那就是向社会责任、社会价值的转向。
早在10多年前，哈佛商学院教授、“竞争战略之父”迈克尔·波特（Michael Porter）就在《哈佛商业评论》发表文章称:
下一波的商业创新和发展的关键，就在于创造“共享价值”（shared value），即“既能提升公司竞争力、又能改善公司所在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政策及运营方式”。
对共享价值的追求，意味着企业原有发展模式的彻头彻尾地改变，它们须将社会问题视为自身发展的核心问题，而非边缘问题。
波特特别指出，企业逐渐意识到为劳动者提供足以支持生活的收入、安全和健康保障、培训以及升职机会，会对生产力产生积极的影响。
波特的想法相当超前。在5-10年前，这些观点可能还难称主流，人们主张“在商言商”。
但近来，商业向善已经成为了全球企业的新共识和新范式；尤其是这两年，商界无不在谈“ESG”（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）。
社会责任不仅是分内之事，也是企业维持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。
正是在国家积极推动、产业主动转型的双重背景下，美团、饿了么等互联网平台企业，纷纷打出了维护外卖骑手劳动者权益的“组合拳”。
以美团为例。2020年，美团推出了“同舟计划”，从工作保障、体验提升、职业发展、生活关怀四个方面加强对骑手的关怀。
2021年，美团修订了合作商用工管理规范，推动合规用工、公平就业；
2021年以来，美团加快落实“算法取中”，连续三次公开算法规则。
目前，美团正积极响应相关政策号召，在有关部门指导下筹备对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，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，开发适合骑手工作特点的商业保险，扩大商业保险对骑手的覆盖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昨天，美团宣布推动合作商优化骑手服务评价规则，对骑手收差评、超时等情况的处理从扣款改为扣分，在保障消费者评价权利的同时，也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。
新的规则下，骑手收到差评后可以通过其他加分项弥补，配送合作商根据全月累计积分来评定骑手的服务质量，进而确定对应奖励，目的是降低偶发状况对骑手收入造成的影响，减轻配送压力，保障配送安全。
在试点城市绍兴，近80%的骑手对新服务评价规则表示满意，并认为配送体验有改善，配送准时送达率、差评率等与用户相关的指标也保持稳定。
这些数字似乎表明，波特对“共享价值”的美好设想，正在中国的大街小巷、每一位骑手身上成为现实。
03
杭州骑手鲁祺正是一位共享价值的传递者。
去年年底，在杭州突发疫情的艰难时刻，拱墅区文晖街道组织党员骑手成立了志愿者联盟。三十一名骑手分成了四支小分队，二十四小时在线，随时待命，协助社区给隔离人员送物资。
作为杭州美团骑手流动党支部书记，那段忙碌的日子让鲁祺记忆犹新，他从这份工作中找到了价值感和获得感：“能够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不会觉得太辛苦。”
而心系“大家”的背后，是一个个“小家”的安稳。
2020年，河南许昌骑手马岩年过六旬的母亲突发心梗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他申请了美团针对骑手家人推出的“大病关怀金”，“没想到2021年6月，关怀金就下来了，8万元！”现在，马岩的母亲已经出院，正在慢慢康复。
从2019年4月至2021年底，大病关怀金已经累计援助了374名骑手，1015名骑手家属，支出6700余万元。
而为骑手子女提供大病帮扶的“袋鼠宝贝公益计划”，也已惠及骑手子女296名，其中不乏饿了么、闪送、达达等平台的骑手子女。
骑手的幸福感，还来源于这份工作为自己带来的技能提升，以及明确的发展目标。
2021年底，人社部正式发布《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，将网约配送员职业分为五个等级，明确了各等级需掌握的工作内容、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，让网约配送员拥有更加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。
相应地，美团为骑手打造了完整的课程和培训，帮助他们达到各个等级的知识及技能要求。
目前，美团推出的“站长培养计划”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，预计每年将有超过千名骑手晋升为站长等管理岗位；而“骑手转岗机制”也已帮助数百名骑手转至更心仪的岗位。
从骑手最关心，也能够直接受益的地方做起，切实地为骑手排忧解难，正是行业对社会关切做出的最好回应。
劳动者福祉有保障，对企业发展有益。波特举了强生的例子：强生曾在内部推行戒烟项目，并实行了很多其他健康项目。强生发现，过去15年，吸烟者减少了2/3，出勤率和生产力得到提升。
这固然是很好的结果，但我们也要知道，这种结果不是自然而然、理应发生的：在强生推出戒烟项目“Live for Life”的1978年，美国男性死于肺癌的比率已经连续快速攀升多年，彼时几乎到达顶峰。
在此前的1975年，明尼苏达成为了美国第一个推出公共场所禁烟法的州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直到现在，美国50州中有28个州颁布了类似的禁烟法令。
美国社会从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中走出来，在一套新规则、新机制下寻找生机。
一个启示是：许多事业的发展，离不开政府、企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，向着美好共同前进。
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的进步或许也是如此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们可以在最早的时机，用最全面的视角，采取最迅速的行动，避免美国式的悲剧。
在灵活就业形式刚刚闯入中国劳动者视野、在劳动版图中占据一隅的当下，中国的社会提出了及时的诉求，政府做出了审慎的决定，企业给出了合格的回应。
参考资料
Porter, M., & Kramer, M. (2011). Creating Shared Value. Harvard Business Review, 89 (1/2): 62-77.
Isaac, Fikry & Flynn, P. (2001). Johnson & Johnson Live for Life program: Now and then.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: AJHP. 15. 365-7.
减排刻不容缓，可持续如何持续. HBR中文版. 2022年2月.
Leave a Repl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