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上有共同富裕的现成样本吗?中国距离共同富裕有多远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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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富裕,最近很热。

虽然提起共同富裕,有些人第一反应就是平均主义,劫富济贫,但这无疑极端狭隘。

事实上,即便孔子、马克思,对这个词都只能想象。至于其实现的过程、要经历几个阶段……这些最难的问题都留给了后人自己摸索。

就在中国热议共同富裕的时候,整个世界都在为一件可怕的事情发愁,并把它列在未来三十年最重大威胁的首位,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加剧。

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和世界是心有戚戚的。

那么,当今世界上究竟哪些国家更接近“共同富裕”?它们的状况是怎样的?它们达成这一步路径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借鉴?今天,我们就用一些公认的指标来说道说道。

01

谁是共同富裕的领跑者?

首先得是富国,高收入国家入门门槛人均1.2万美元肯定是不够的,最起码得人均2万美元起步。其次,就是得相对平均。

这么划个圈,传说中的北欧国家似乎最符合认知。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?

国际上有现成的指标。首当其冲的就是:收入和财富。

“收入”,是定期获得的现金流,比如薪水、炒股、租金等等。“财富”则说的是存款、土地、房子商铺、黄金珠宝等等。前者是增量,后者是存量。

假如一个人身家1000万,但每月工资只有1000元,那你觉得他究竟有没有实现富裕呢?

所以,国际上对“共同富裕”评判,通常也要将财富和收入分开来看。

收入

下图展示了全球“收入”分配情况,计算方法是收入前10%的人,也就是一国(地区)最有钱的人占该地区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是多少。颜色越浅,代表该地区的收入分配越均衡。

图源:WID.

可以看到,欧洲做得最好,最富的前10%的人,收入仅占全社会总收入的35.8%。

其次,是俄罗斯+乌克兰(46.7%),北美两国(45.7%)、大洋洲国家(37.6%)。

亚洲居中,前10%的人收入占该地区的49.4%。

至于收入分配最差的,不出意外就是拉美、非洲、中东国家了,比率均在50%以上。

这是金字塔最顶层的情况,还有底层的状况。

这方面的数据会有更多出人意料的地方。下图展示了后50%的人,其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。颜色越深代表穷人挣得越多。

图源:WID.

在穷人收入上,欧洲还是保持了一致性,底层50%的人挣了全社会总收入的20%以上。在北美,加拿大的穷人比美国的穷人过得好。亚、非、拉内部具体到国家就显得参差不齐了。

中国(14.4%)在亚洲表现尚可,但和日本(16.8%)、印尼(16.4%)、孟加拉(17.1%)还有差距。

财富

不过,当我们用财富均衡来观察的时候,世界版图就大变样了。

海外掘金根据瑞信发布的《全球财富报告》做了一个图:世界各国/地区的财富基尼系数。颜色越浅,意味着财富分配越均匀。

基尼系数,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收入/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最常用指标。基尼系数的取值区间从0到1,0代表绝对平等(所有人的财富水平都一样),1代表绝对不平等(一个人占有所有财富)。

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设置的标准来看,收入的基尼系数以0.4为“警戒线”:超过0.4表示贫富两极分化程度较高,容易引起阶层对立、社会动荡。

而财富的基尼系数则显示出了一个更加不平等的图景。北京大学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,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财富基尼系数都集中在0.6到0.8的区间内,0.7左右的国家最多。

世界范围内,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往往更加严重。通俗来说就是这句话:人家几代人的努力,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苦读?

全球财富分配最均衡的是东欧国家斯洛伐克(基尼系数0.498),最差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荷兰(0.902)。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.702。

那么,问题就来了——

斯洛伐克是否最接近共同富裕的理想状态?
荷兰人是否会感到不幸福?
中国要降低贫富差距,关键在哪里?

02

要实现共同富裕,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第二次分配,即税收、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。

其中有两个国家值得一提,一个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严重分化的荷兰,另一个是曾经无比接近共同富裕,如今依旧能够靠着社会保障来平抑贫富差距的日本。

荷兰

荷兰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,在分配不平等这件事上更是奇葩。

荷兰是世界上财富积累最不平等的国家,但其收入差距却很小。

荷兰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.902,世界第一。意思是前10%的人掌握了超过60%的财富。而它的收入基尼系数却只有0.266,与之相比,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达0.46。

荷兰在收入平等问题上做得相当好,像美国拜登鼓吹的高税收和高财政支出政策,荷兰都玩了几十年了。

比如,2021年,荷兰的个人最高所得税率达49.5%,高税率最终变成了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、高额退休金和产假津贴、全民医疗体系、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全面的劳动保护法等,最终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分化。

如果只说社会福利,德国甚至比荷兰做得还要好。

德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完善的福利制度。我简单列举一下德国给国民发的补助:

出生补助、奶粉补助、儿童补贴金、育婴补助、教育费用全免(直到大学)、工作187天休息178天,企业欠薪政府先还,优厚的社会保障……

光名目就可以列满一整张A4纸,而且绝非意思意思而已。从摇篮到坟墓,如果你不想工作,真得可以天天躺着。

那么问题来了,既然荷兰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都如此领先,为什么财富积累的差距却如此巨大呢?

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。

16世纪末,荷兰开始征服海洋,标志着全球殖民的开始。东印度公司面向亚洲,贩卖香料、丝绸、象牙和奴隶,西印度公司主要活跃在大西洋,运输黄金、糖和奴隶。庞大的商品贸易让荷兰成为了近代第一个世界殖民帝国,当然也使得许多商人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,成为了富豪。

而到了20世纪末,股票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涨进一步加剧了财富积累的不平等。拉长时间看,尽管也出现过暂时的危机和价格下跌,但是荷兰的股市从1982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牛市。

况且,荷兰对富人也是保护有加。荷兰开征遗产税,但是累计税率只有3%到17%,非常低。荷兰富人们能够用于保护财富的工具和方式,相比其他国家也丰富和灵活很多。

荷兰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两条:

第一,收入平等不意味着财富积累也平等;
第二,保护富人的合法财富,更有助于所有人。

所以,你并不能认为荷兰人不幸福,在良好的社会第二次分配调节下,荷兰的许多生活指标都是世界前列的,努力并没有白费。只是它同时也对富人很友好,历史问题需要更为长期的政策来解决。

日本

日本,早在50年前就接近了共同富裕。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收入高且平均,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也很小,人人都称自己是“中产阶级”……即所谓的**“1亿总中流”。**

虽然随着经济泡沫破碎,辉煌的70年代成为了过去,但在解决收入不平等的社会第二次分配,即税收和社会福利方面,日本依旧做得不错。

自1970年代之后,日本的收入基尼系数不断上升,但是经过第二次分配调整后的基尼系数,却从2000年后就基本稳定,最近几年还有所下降。

首先是税收,日本采用累计税制,最高税率为45%;在日本只有4%的人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(约59万人民币),但也就是这4%的富裕阶层,他们缴纳的所得税,占了日本所得税的一半。

其次,日本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投入,也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。

假设一位从出生开始,直到84岁去世(日本人平均寿命)都一直生活在日本,且保险交齐的女性,光是医疗、育儿、住房和养老这4项,她就能从日本政府手里拿到3558万日元(约207万人民币)。

在日本贷款买房时可以拿到一笔“购房补助金”,在日本生一个孩子可以拿到42万日元(约合人民币2.5万元),甚至可以说,日本生孩子越多,补助就越多。

日本的社保包含三部分,有雇佣劳灾保险和健康保险(非公共养老保险)和年金保险。

甚至还有高额疗养制度,如果一个人一个月的医药费个人负担部分超过了8万日元(约4800人民币),那么超出的部分全部由政府承担。

从北欧到东亚,花在社会福利上的巨大财政支出都成为了共同富裕的一道保险。

日本经验总结起来也是两条:

第一,共同富裕,前提是“富裕”,注重公平的时候也要把蛋糕继续做大;
第二,提高社会保障不可能直接解决贫富差距,但能很好地稳定社会公平程度。

03

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告诉我们,实现“共同富裕”的主要方法,还是要提高“二次分配”的水平——完善税收、福利制度。

国家要实现共同富裕,必然不会是通过调节一次分配。

一次分配指的是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,即通过劳动创造的收入,靠市场机制决定。

市场机制就是多劳多得,且劳动生产率高的,报酬更高,这是不会变的。在一国内,一些行业比另一些行业效率更高,创造的价值更多,收入自然就更高。在国际间,先发国家比后发国家的总体生产率更高,收入自然也更高。

如果强行将各行业、各职位的收入拉平,只会降低经济活力、扼杀社会的创造力和市场效率。这是不可持续的。

从国际经验来看,“第三次分配”所代表的慈善事业,并非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。它顶多算是一种补充。

18世纪,亚当·斯密提出经典自由主义:如果经济活动不受干预,那么“经济人”不仅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,还会促进公共利益。

当代西方国家的玩法,可以说是亚当·斯密精神的延续:企业的第一要义还是逐利,政府通过向企业征税、向个人征税,为社会返还福利,维持整体的幸福感。

西方企业也回馈社会:一方面是靠给员工及其家庭提供福利保障,另一方面还是靠纳税。在近几年欧美多国对“全民基本收入”(UBI)的讨论中,政府盯上的,还是科技企业未交的税。

即使是美国的那些“圣母心”很强的企业,直接捐赠的钱也没那么多。美国施惠基金会(Giving USA Foundation)的数据显示,2018年,美国全社会的慈善捐赠总量为4277.1亿美元;企业直接捐赠只占其中的5%。捐赠的大头(68%)来自个人。

图片来源:《捐赠美国2019:慈善年度报告》(Giving USA 2019)

如今,许多中国企业开始学习西方搞“企业社会责任”,这是一个好的方向,也是企业真正成熟的标志。

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,今年以来,仅是雷军、张一鸣、黄峥、陈东升等7位知名企业家向慈善事业捐赠的金额,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0亿美元,比2020年全年全国的捐赠总额还要高出20%。

今年注定是富豪捐赠大年。

但企业捐钱也有个限度,尤其是规模没那么大的私人企业,本来就压力很大、生存困难。

中国有一个特殊性,就是国企规模非常庞大、营收惊人。我们认为,作为“人民的企业”的广大国企,或能成为中国在“第三次分配”上超越西方国家的秘密武器。

希望国企们能为国为民挺身而出,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助力共同富裕早日到来。

参考资料

任泽平,《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:现状与国际比较》. 泽平宏观.

世界不平等数据库(WID)

Credit Suisse: Global Wealth Report 2020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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